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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海皆商机:锐不可当的低压电器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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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四海皆商机:锐不可当的低压电器力量
改革中的精彩坐标,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。  

如果说,之前15年,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,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与浙江温州。在这两个弹丸之地,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。  

中关村,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。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,上演着壮阔的经济革命。柳传志、段永基、万润南、张旋龙……悉数登场,或明目张胆,或掩人耳目,进行着有声的呐喊、无声的前行。  

温州,则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,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,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。创富主义盛行,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,一批锐不可当的力量乘势而出,得到了市场的锤炼。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,如日中天。  

转型年代  

2008年1月12日,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,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。现场,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:“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,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,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,今天醒过来一看,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,好像到了外国。”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,而又滴水不漏。  

梦的起始应该追溯于1984,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,“从计划到市场”。  

那几年,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《黄土高原》: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大风从坡上刮过。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,都是我的歌我的歌。”豪迈的词风、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。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,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。  

在这年,用日本《国际贸易》一篇文章的话说“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”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  

《决定》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,那时却石破天惊。关于为商品经济“翻案”,吴敬琏的女儿在《我和爸爸吴敬琏》一书中回忆道:1984年7月,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。   

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,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,然后开始学术研究。不想他前脚刚进门,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,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。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,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,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,还可以边走边休息,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。  

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,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。吴敬琏一看,题目是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》,稿上的笔迹他熟悉,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;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。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,询问之下才知道,文章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建议写的,目的是为“商品经济”翻案。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,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。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。  

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,“勤俭节约是美德”变成“提倡消费”。赞许地报道某县政府建立“消费指导协会”,帮助年轻人“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”;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传统观念。田纪云副总理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:“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,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?”宣传产生了影响,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《波士顿邮报》记者说:“这是一个好政策。”  

北京,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——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。《北京日报》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。从西藏到广州,在讨论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。中国政府要借孙桂英的事迹,表达“从现在起,个人办企业有政策的鼓励,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‘资本主义道路’而遭殃”。前景明亮,南存辉们借势腾空而出。

夏天,把自家房屋折价5万元,南存辉与朋友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,开始了在电气事业里的艰难跋涉。  

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层面,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“不断搜寻变化,回应变化,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”,并且断言:“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”。而对于南存辉,我们更愿意看作是贫困的抗争者。他脚踏贫困线,面对政策的感召,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。  

据传,在温州,碰到姓南的当地人,只要回溯三代以上,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: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,南姓为当地望族。碎石片垒墙、茅草盖顶的住房,半饥半饱的日子,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,历尽艰辛与磨难,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。6岁时,他挑着米糠,提着鸡蛋沿街叫卖。13岁那年,初中刚毕业,父亲在劳动中脚被水泵砸伤,造成粉碎性骨折,一躺就是两年。作为长子,南存辉辍学养家。  

寒冷的冬天,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,咬牙拔出锥子,用破纸包上伤口,坚持为客人补好鞋——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。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,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。终于,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。她关切地问:“怎么是你?你怎么在这里补鞋?难道你不上学了?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。”  

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。他当即收摊回家,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:“这事没有前途,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。”他父亲耐心地劝说:“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。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,那就是你的成功。”就这样,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,早出晚归,一晃就是三年。  

南存辉补鞋这三年,温州低压电器生产酝酿着一场革命。  

1984年的某一天,南存辉低头补鞋,听到有人叫自己,抬起头一看,是胡成中。胡成中是他小学同班同学。上小学时,他俩一个是班长,一个是体育委员。后来,此两人事业不分伯仲,但形同水火。从性情上看,南存辉心高气盛、壮志雄心;胡成中则稳重老练、城府如海。在当时两人关系颇为亲密。  

胡成中告诉南存辉,自己不再做裁缝,改行推销电器,一趟生意能赚1000元。胡成中的话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:补多少双鞋才能赚1000?南存辉动心了。他有两种选择,建厂或当推销员。无论哪种选择,困难均难以估量:自己建厂,没有技术;当推销员,没有离开过温州,对外面的情况丝毫不熟悉。  

左右权衡,南存辉觉得自己建厂难度稍小。于是,求精开关厂横空出世,即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。第一个月,开关厂赚了35块钱。有人沮丧了,而南存辉兴奋异常:很高兴,赚到钱了,没有亏本。  

那时的柳市,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,许多人以次充好、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。南存辉没有被诱惑,踏踏实实地经营“求精厂”。合伙人试探地问他:“如果要发财,你不会比别人差。如果要创牌子,就要耐得住寂寞。”南存辉选择了“忍耐”。  

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温州交通闭塞,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时的船。南存辉前后三次到上海聘请人民电器厂退休工程师王中江。柳市电器声名狼藉,温州与上海生活环境相差何止太多,而且国家的政策远不如现在明朗,王中江两次拒绝了邀请。直到第三次,南存辉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连睡了几天,终于感动了工程师。  

如果只是活跃、蛮力、勇气,温州的经济远不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川流不息与繁荣。对于很多有远见的温州商人来说,创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财富。他们高瞻远瞩,注重品牌的塑造,在产品质量上苦下工夫,这才是温州经济的主动脉。秉承如此信念,温州经济才得以在数次洗牌中屹立不倒。

事实证明了南存辉的远见。几年后,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,但“求精厂”的产品却畅销全国,一年的产值达到100多万元。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,“求精厂”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。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,“求精厂”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。  

一位被清洗出低压电器行业的老板不无感慨:“产品好坏都有人要,我只图眼前利益,没想到是条末路。南存辉看得清,他胜我衰,这是关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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